bob.com今天，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已逝世4年，他给世界留下了诸多地标建筑，也给他的孩子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传承。我们找到了他的儿子贝礼中，和他聊聊他和父亲的建筑人生。

　　随着新冠大流行日趋终结，贝礼中再度造访香港，行程安排得很满：与客户见面，与视觉文化博物馆M+携手筹备将于明年揭幕的父亲贝聿铭大型回顾展。一场接一场的会议闲隙，穿梭于这座海岸城市挤迫的街巷与摩天大楼间，贝礼中想起多年前与父亲携手设计香港中银大厦的时光，节节攀升的棱柱，玻璃幕墙倒映出的云，以及下榻的希尔顿酒店里一流的泳池。

　　那时的贝礼中尚是一名初出茅庐的年轻建筑师，顶着父亲的光芒入行，人生才刚刚开始，梦想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以及其中蕴含的一切。立谈之间，三十余年过去了，父亲仙逝，贝礼中也已到霜发覆额的年纪，拥有同样不可胜数的建筑设计成就，涉猎的建筑设计范围广泛，涵盖博物馆、饭店、教育机构、住宅等。

　　回过头来端详往昔旧事，他发觉光与影始终并行，自己其实一直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比如被视为贝聿铭晚年重要作品的北京中国银行总部和苏州博物馆，其实主设计师都是贝礼中。

　　贝礼中与父亲长得很像，尤其是镜片后那双带笑的黑眼睛，灼灼生辉。人们总是热衷于将他们放在一起论短长，乐此不疲地从中寻找贝聿铭的痕迹。这件事一度让贝礼中耿耿于怀，固然父荫带来荣耀，“人们却鲜少关注我的艺术能力与贡献。”这种被忽视贯穿了贝礼中的成长，他曾在采访里说过，因父之名，是祝福，也是诅咒（Its a blessing and somewhat of a curse）。

　　不过这一回，当记者再提起这句话，贝礼中听到一半便会心地笑了。“我想‘诅咒’可能不是一个正确的词。当你有一位非常杰出的父亲时，你总是在他的阴影下行事，他的成功一方面给我的成长带来了荣耀和不劳而获的关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给我自己的成就蒙上了阴影。我没有怨恨（resent）它，只是时常觉得很沮丧（frustrated）。”年岁渐长，贝礼中越来越觉得，“贝聿铭之子”更像是祝福，甚至远不止于此，正在唤醒一种理念承袭的本能与使命。

　　贝礼中记得，父亲曾讲过关于“太湖种石”的故事。那是贝聿铭幼年生活过的苏州狮子林，他非常喜欢那个以石着称的园林，光影在石头的缝隙和窟窿中肆意穿梭，他经常在水池、假山间捉迷藏bob.com、游玩。这些精美的假山背后蕴藏着一种叫作“种石”的技术：当地工匠精心挑选太湖石，切割后投入湖中，任由流水荡漾、历经侵蚀后形成，到了儿孙辈，才能收获棱角自然的石头，再把它们嵌入园林中，成为园林的一部分。

　　这些太湖石承载着浓厚的历史，甚至延续几代人的记忆，由此衍生出一种家族纽带的连结感、传承性，也是中国文化故事的缩影。

　　当将“太湖石”放入这样一个显赫家族的维度，在父子两代人快意驰骋的作品里，三角形、玻璃、山石仍旧与日月星辰共舞，一脉相承地传递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儒雅、积极与善意。贝礼中与同为建筑师的哥哥们，一同执着守护着父亲的设计哲学，并在其中不断孕育新的灵感，力图以独具匠心的建筑，在时代的电闪雷鸣中，寻觅细微但深刻的共鸣。

　　八十年代初的一日，纽约郊区卡托纳的私邸里，贝聿铭及贝礼中父子二人正就香港中银大厦项目进行初步讨论。贝聿铭将工地平面图拿出来，分析其限制及可发挥的地方。说着说着，他伸手画了一个正方形，以对角线划分成四等份。

　　“他提议我将四组三棱柱的实物做出来，顶部要呈锥状。”贝礼中照着父亲的指示，制作出四组独立的三棱柱，发现这些由正方形里划分出来的组件，可随意上下滑动，操控高低，并呈现出节节上升的形态，每个都有朝向中心的尖顶bob.com。

　　那是年轻的贝礼中学成毕业、投身建筑行业的头几年，在父亲的贝考弗及合伙人事务所（Pei Cobb Fread & Partnership）工作。初出茅庐，便获重任参与这一地标设计项目，贝礼中揣度父亲当初用意是“想要透过这个项目初次向外界介绍我、锻炼我”。

　　彼时正处于中英双方谈判香港主权回归的关键节点，无可避免地，中银大厦的兴建被赋予更多象征意义，紧张的气氛令这个项目变得敏感，作出的每个决定都动见观瞻。

　　百米开外，由英国著名建筑师霍朗明（Norman Foster）操刀设计的汇丰总行大厦正在兴建，位置显要，雄踞维港，且有10亿美元预算作后盾。相形之下，贝聿铭只有1.3亿美元，中银大厦选址中环边缘，面积狭小，受高架公路三面牵制，周围高楼林立。“要以少一半以上的成本设计出一座可与之媲美的建筑物，且可抵御纽约两倍及洛杉矶三倍风力。”贝礼中至今回忆bob.com，仍感叹个中挑战之多，难以详述。

　　很快，贝聿铭的设计潜质显现出来。他将模型展示给莱斯利·罗伯森（Leslie E. Robertson），一位他十分信任，且与他合作无间的优秀工程师。莱斯利甫看到设计模型，已感觉这是一个可行的结构，可达到一定高度并抵抗强风。随后的测试亦证明结构比想象更可靠，即使算上附加的台风加固设备，中银大厦钢材用量亦比高度相若的建筑少四成，成本在预算之内。

　　1985年中，中银大厦破土动工，以每四天盖一层的速度拔地而起。不出三年，这幢70层的地标建筑已屹立维港海畔，其外形正如贝聿铭所形容的，像是雨后春笋——中国传统文化中希望和进步的象征。

　　为贝聿铭撰写传记的美国作者迈克尔·坎内尔（Michael Cannell）这样描述道：“贝聿铭所运用的是香港能够理解的象征手法。他让他那幢闪闪发光的方形尖塔坐落在三层楼高的花岗岩地基上，那笨重的后现代主义风格的基座与上面轻巧的塔楼十分笨拙地联结在一起，但它达到了表现尊贵与实力的目的。”

　　贝礼中并不清楚父亲的设计意念由何而来。事实上，他一贯鲜少向子女展示或阐明自己的作品与成就。与父亲共事的十六年间，贝礼中始终站在一旁细致观察、学习，以及感悟，这令他的建筑修养日臻完善。他从不讳言父亲之于他的深远影响，“我目睹了父亲漫长的职业生涯，我看着他的作品从图纸到模型，直到最后的建筑建成，自然而然学到了他对建筑空间、道具、光线和阴影的处理方法，并在我的理念中加以强化。假如我看到他设计的窗户外形和色彩很好，我就会对自己说，下次可以再用。”

　　2017年，贝礼中应邀作为压轴嘉宾，在“设计智慧”清华大学设计学术周上进行演讲，他拟定的主题便是“精工有迹，大匠无形”。

　　贝礼中的叙述，再度回到父亲童年生活过的苏州狮子林，在那里，贝聿铭整天与日月星辰、山石水景为伴，陪祖父听昆曲，看雨水从屋檐滴落，听凉风穿过回廊，对自然与生命的理解日渐透彻。那以后，无论他身处何方，秀丽的江南风光与中国园林的精神如影随形，一挥笔，便能够敏锐地抓取精髓，令独特的自然景观贯穿钢筋水泥丛林间，以光为建筑植入无限生机。

　　在这般回顾里，贝礼中更为深刻地理解了父亲所说的话——建筑其实就像生活的一面镜子，不断地反射过去、现在和未来。

　　贝礼中的过去，则是穿梭于一场又一场家族旅行，同样美好的童年，以及父亲的微笑，陈给他最为怀念的幼时记忆。他们结伴同行法国、意大利、德国、瑞士，看博物馆、学生区、圣米歇尔大道以及匆匆忙忙的人群，转而去看建筑，看不同文化在建筑里渗透、生长的痕迹。

　　“如果有什么让我进入建筑领域，可能就是那些旅行。”贝礼中说这话时露着浅笑，仿佛将那些时光里的滋味，一并复制。

　　2001年，北京中银大厦落成，与香港中银大厦形成大厦。贝聿铭穿行于苏州园林般的内庭，与中外媒体见面，有记者要给贝聿铭拍照，他总是叫上儿子。

　　这座地标性建筑的设计来自贝氏建筑事务所bob.com。1992年，贝聿铭“退休”后，“贝氏兄弟”贝建中、贝礼中离开父亲的贝考弗事务所，成立了贝氏bob.com，贝聿铭又以“顾问”的身份加入。

　　贝礼中一直觉得，自己最终选择建筑为终身志业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兴趣形成的起点，连他也说不清，但必然与父亲有所关联。“我想任何一个孩子都会将父亲视作标杆。”尽管贝礼中儿时对父亲的事业所知甚少，但却亲睹了一个人面对真正热爱之事时的赤诚模样。“所以我认为建筑是一个吸引我的职业并不令人惊讶。”

　　于是，贝礼中循着哥哥们的足迹，攻读哈佛大学取得建筑学硕士学位。“我们的选择不是巧合，也不是父亲要我们这么做，我们是受到父亲的影响，爱上了建筑设计，所以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父亲的道路。”稍有不同的是，大哥贝定中专攻城市规划，贝建中和贝礼中则成为建筑设计师。

　　“当我告诉父亲，我想成为一名建筑师的时候，也许他有一点惊讶。”贝聿铭并不希望儿子们走自己的老路，就像当年做银行家的父亲贝祖贻不希望他成为银行家一样。贝聿铭曾告诉儿子们，建筑师是一种老年人的职业，只有到了四五十岁，才能取得成绩。

　　不过对于来自父亲的“反对”，当贝礼中的女儿出生后，他有了更深的体悟。“我永远也不会告诉我的女儿该做什么，或将一些想法强加给她。我想我的父亲也是这样想的，他只是希望我们能够找到自己真正热忱所在。”

　　贝礼中在哈佛大学读书时，着迷于三位建筑大师的作品——美国建筑师刘易斯·康 （Louis I. Kahn）、德国建筑师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以及法国建筑师勒·科比意（Le Corbusier）。他们的风格、擅用的材料及建筑理念皆大相径庭，可贝礼中却从中看到了一些共通点——“他们都是非常具有创新精神的知识分子，将建筑变成了一种真正的艺术形式。”

　　创新与艺术表达，以及承袭自父亲“人与自然互动共存”的理念，不断拓宽贝礼中对建筑设计的理解，至今影响着他，糅合一体构成了贝氏独特的设计智慧：远虑深思、传承创新。

　　体现到作品中，便是在每个建筑项目中发现需求，因地制宜，用简洁的方式深入解决看似复杂的问题，并将其安置于在地文化、历史与景观中，彰显建造的目标要素及核心。

　　北京中银大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项目位处北京历史悠久、规划布局完整的明清古城内，紧邻中南海和故宫。在高度、整体风格等均受限的窘境中，如何避免这座建筑沦为笨拙与单调的庞然大物？贝礼中的解决方法是园林、石头、简洁线条。整座大厦由两个L型独立单体建筑相连而成，由金字塔结构连成玻璃穹顶，让光线充满照射、贯穿其中，将建筑衬托得晶莹剔透。中庭则设计为高达十一层的四合院，在其中容纳了青翠竹林、山石，以及一池静水。

　　而未来感十足的澳门科学馆，则显露出贝礼中设计大胆突破的一面。这一位处澳门南端海岸的建筑，一改往日世外桃园诗歌式的建筑格局，外形如天外来物，主体由一个倾斜的圆锥体、一个半球体和一个菱形的基座组成，斜锥形的外观，又宛若一卷徐徐翻开的书。

　　贝氏创立至今逾三十载，在国际不断开展设计实践，开拓了更多父亲贝聿铭未曾涉猎的领域，已然成为一个品牌。贝礼中始终坚持将客户的需求作为第一要任和设计灵感的出发点，不断将艺术特征和设计元素糅合于传承的精神中。

　　贝礼中性格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乐观自信。他为自己所有的建筑作品感到骄傲，即便设计构思受阻，效果未如预期，也从未挫败、围困住他。他曾以“有所建树的人文主义者”形容父亲贝聿铭，殊不知，那种谦和、温润而又坚定的风范，在他身上同样痕迹颇深。

　　在贝礼中参与设计的作品里，苏州博物馆意义特别，因为那是贝氏家族延绵六百多年的根系所在。“我们与苏州有着很强的联系，我们很多家庭成员仍住在苏州及周边。”尽管贝氏家族迁居美国多年，以英文为母语，却仍然保留着非常传统的中国式家庭底蕴。“不只是建筑、文化，在各个层面，我们家族都和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者说，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

　　因此，苏州博物馆的设计与建设，是贝氏家族对家乡的一次回望，贝礼中与父亲贝聿铭将多年累积的建筑智慧结合东方传统美学，以及更多的个人情感，倾注在了这座建筑里。

　　建筑是进入景观的窗户，“我们必须找到一种能够兼容苏州城市风格的建筑语言，令这座博物馆既现代又复杂，也可满足展示艺术品的实用要求。”贝礼中选择深灰色石材的屋顶和白墙相配，给予粉墙黛瓦的江南建筑新的诠释。具现代感的几何造型置于传统苏州园林的精巧布局中，屋顶木纹百叶窗引入光影，创意取自米芾写意山水画的片石假山，以壁为纸，以石为绘，将这座现代博物馆与周边的拙政园、狮子林等旧园林结合得浑然一体。

　　人与景观相辅相成，及由此衍生出的亲密感，是贝礼中所理解的中国传统建筑特质，“起源于农耕社会的中国，传统建筑大多使用木材建造，人、木、景之间的紧密感延续至今。然而在西方，更倾向利用石头建造宏伟的宫殿。”

　　贝礼中在建筑行业愈趋成熟的时间，与中国城市高度发展的黄金期相吻合。他眼见中国的城市建筑从早年“斗高、斗豪”，转而专注于打造风格独特的地标，展现出对新事物的开放心态。贝礼中观察到，中西方建筑方式的差异正在收窄，“我看到的几乎是一种融合，中国正受到西方建筑的影响，不仅是材料使用、技术进步，还吸纳了空间流动等概念，一些建筑师努力保持中国传统建筑模式的基础上，引进新材料，以与众不同且有趣的新方法建造作品。”

　　而今超过一半工作都在中国的贝礼中，也是他们其中一员。无论是上海临港中银金融大厦、无锡太湖新城，还是澳门水舞间剧场，他的作品里皆流露出源自中国的根基，以及对建筑历史的反思，亦反映了时代潮流下贯通东西的进步。

　　与父亲一样，贝礼中同样信奉时间、文化、地点是建筑设计的要素，构思前先做文化本质的追寻，宁愿摒弃复杂宏伟的设计，也坚持从当地文化和光影变换里探寻灵感。

　　某些时候，这样看似“笨拙”的苦工，会与追求速度的中国客户产生分歧。“贝氏非常重视中国的建筑项目，我们理解客户们也处于非常激烈的竞争环境，有非常紧张的时间表。”贝氏建筑事务所中国区总经理崔仁圆还是建议，客户们花一些时间来思考项目的预算、建筑作用，以及想要透过项目追求什么，厘清思路后建筑师沟通，并给予其一定的时间思考发挥，从而确保项目设计更契合预期，“那么我们有信心做出真正高质量的地标建筑。”

　　匆忙行事在建筑设计及建造中绝非好事，贝礼中对这一点深感认同，“我们花在设计和建造一个项目上的时间，相较于建筑存续的时间而言其实非常少，我们必须谨慎行事。快速推动建筑进程的后果，不出几年就会在建筑使用中体现出来。”

　　“我父亲常常说，你要选择客户，而不是选择项目。要选择那些能够理解好的设计的人。”贝礼中期望客户能够理解投入足够时间的重要性，并对建筑设计抱有更开放和包容的态度。他也期望，他的建筑作品，经历几代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能够与建筑使用者产生深刻的共鸣，最终实现为人类文化的传承贡献力量的理想与目标。